在哪个屁眼里呢。”
喝完喜酒没多少日子，责任田都分配完毕。这日福生回家来，把一张纸抖得刷刷响，告诉公公是责任田的承包合同，相当于过去的田契呢。陶秉坤捏住了那两张薄纸摩挲着，摸也摸不够的样子。福生又告诉他，家里分到了丁字丘和牛弯子丘，晒簟丘分给寿生家了，因为塅田和冷浸田要搭配着分。陶秉坤两眼发热：“丁字丘总算又回到我手里来了！”他双手抖抖的，摸到竹棍抓在手里。福生说：“你莫太激动，田虽然分了。可有富说，田土还是国家的，只是承包给农民种。”他说：“田分给谁就是谁的，国、国家要田作什么？国家又不打赤脚下田。”福生抠抠头皮想想，觉得祖父讲得有道理。陶秉坤又问：“公粮怎么交？”福生说：“工作组说了，秋收之后，交完国家的，留足集体的，剩下的都是自己的。”陶秉坤连声说好，摸索着跨出门槛，拄着竹棍下阶基。他要去看丁字丘。福生忙叫小谷牵老公公去田塅里。小谷捉住陶秉坤手里的竹棍牵着往前走，心里老大不高兴：“老公公，丁字丘你看了一世了，又不是不晓得它是个丁字形；你又看不见，去干什么？”陶秉坤固执地说：“看不见我手摸摸摸摸嘛。”小谷无奈，只得陪着曾祖父在蜿蜒的小路上慢慢磨蹭。后来他实在不耐烦了，一躬身把陶秉坤背在背上，大步流星来到丁字丘旁，往田塍上一放。陶秉坤战战兢兢地蹲下身子，枯树根般的手指在田塍上摸摸，伸进田中划拉了几下，然后抓了一把软滑的泥，凑到鼻子底下。嗅到熟悉的泥香时，他那双失明多年的眼睛里冒出了两股灼热的泉水……
黄慈予坐在陈家大院后院一棵梨树下绣枕套。女儿陈亦清领着两个人来到她的面前，介绍说，一个是县委统战部的汪部长，还有一个是邓秘书。黄慈予殷勤地请人落座。她欲去沏茶炒花生，女儿一把握住她的手说：“妈，我跟你说件事，你要有点思想准备。”黄慈予坦然道：“你妈什么事没经历过？说吧。”陈亦清脸红如花：“妈，我爹他没死，他还活着！”黄慈予浑身一震：“你讲白话吧？他在哪？”陈亦清说：“他在台湾！”黄慈予直愣愣地，抓紧了女儿的手：“他怎么没死，怎么又到台湾去了？”
陈亦清在母亲耳边急促地将来龙去脉一一道来。黄慈予眼前升起一团雾霭，世界变得迷幻莫测。女儿说，父亲陈秀雄本是中共地下党员（这她早就晓得了），那年根据上级的指示打进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。为了保密，他不得不和妻子儿女断绝了联系（世上竟有这么狠心的人呵），1945年日本投降后，他本想找个机会回长沙寻找家人，可一天夜里突然奉命登上一架飞机，上了飞机才被告知，他们将去接收刚刚光复的台湾岛（他也是身不由己呢）。这一去就是将近四十年，既脱离了家庭，也脱离了组织，既无回大陆的机会，也无为党工作的可能。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他成了漂泊在太平洋里的一叶孤舟（我们孤儿寡母像什么呢？）。退休之后他想回大陆，可那时大陆还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，难以成行，况且和他单线联系的同志早已牺牲，即使回到大陆，也已无法证实自己过去的身份。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和无情的阶级斗争令隔岸观火的他胆惊心战，深知以他现在的身份回来，无异于送肉上砧，还会牵累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，于是只好一边经商一边等待。现在好了，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，归心似箭的他便向县委写了信，表明自己的身份，并请求帮助寻找家人（他到底还没有忘记我们）。
“亦清，你不是在讲白话吧？”黄慈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陈亦清说：“妈，千真万确，不信你问汪部长！”汪部长说：“是真的，县委一收到陈先生来信，就责成我们统战部具体办理。”黄慈予问：“这么说，你们承认他是地下党了？”汪部长笑道：“这件事嘛，复杂一些，我们已经上报有关部门，相信会实事求是地处理的。其实是不是地下党都无关紧要嘛，即便是国民党军官，只要他遵守大陆的法律，我们都欢迎他回来嘛！陈先生如今是一家企业集团的董事长，我们热忱希望他回来投资办厂，为建设家乡出力呢！”黄慈予问：“这么说，他可以回来了？”汪部长说：“不仅可以回来，而且已经回来了！陈先生等不及我们回信，昨晚回到了萸江，陶县长正在宾馆陪他，等着你呢！”黄慈予张口结舌说不出话。陈亦清挽起母亲的手，催促道：“妈，快走呵。”黄慈予摸摸头发，抻抻衣襟，走了两步，忽然问汪部长：“我见他符合政策吗？”汪部长说：“您放一百二十个心！不见他才不符合政策呢！”黄慈予便随女儿往前院去。出得大门，她又站住了：“慢点，他在台湾是不是有家眷？”陈亦清脸红了一下，哑口无言。汪部长与年轻秘书面面相觑。黄慈予平静地道：“你们怎么不说话？他在台湾这么多年，应该有家眷的，不然谁照顾他的生活？”汪部长赶紧笑道：“是呵是呵，历史的原因嘛，可以理解的。您放心，这次他没有带家眷回来。”黄慈予便说：“他既然有家眷，我就不去见他了。让他来见我吧！”她忽然变得十分固执，踅身回到阶基前。汪部长只好表示同意。陈亦清要留下来陪母亲，黄慈予说：“我要你陪什么，你接你爹去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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